摘要：

一则涉及上市公司金龙鱼子公司的刑事判决，因其18.81亿元的连带退赔责任，再次将“合同诈骗罪”的司法认定推向风口浪尖。本案集中体现了在复杂的“融资性贸易”背景下，如何精准区分单位犯罪与个人责任、刑事诈骗与民事违约，以及如何落实最高法保护民营经济的司法政策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场严峻考验。

一、事件背景：一份引发巨大争议的一审判决

近日，益海嘉里金龙鱼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金龙鱼”）发布公告，披露其下属子公司益海（广州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州益海”） 被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构成合同诈骗罪（从犯）。判决内容包括罚金100万元，更为关键的是，责令广州益海对所谓“被害单位”安徽华文国际经贸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安徽华文”）的经济损失18.81亿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。

案件源于2008年至2014年间，安徽华文（国企）与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云南惠嘉”，民企）的棕榈油代理进口业务。广州益海在此链条中，仅作为中转仓储方。控方指控，云南惠嘉通过行贿安徽华文高管，将交易模式从“先款后货”变更为“先货后款”，并通过伪造货权转让通知书等方式超额提货，最终造成安徽华文巨额损失。检方认为，广州益海两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并提供了帮助，因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帮助犯。

对此，广州益海及金龙鱼方面反应强烈，当庭提出上诉，并指出一审判决“认定事实、适用法律根本错误”，其核心抗辩理由包括：

1、被害人过错：安徽华文高管自身受贿、参与造假，并非“陷入错误认识”的被害人，损失是其内部腐败所致。

2、缺乏主观故意：广州益海严格履行仓储合同，对诈骗行为不知情、未参与，无非法占有目的及帮助诈骗的故意。

3、审计报告瑕疵：据以定罪的《审计报告》在程序、资质和结论上均存在重大瑕疵，如用期货价格衡量现货交易。

二、罪与非罪：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与司法认定边界

合同诈骗罪（《刑法》第224条）与民事合同纠纷的根本区别，在于是否同时具备“非法占有目的” 和“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欺骗行为”。

明确“非法占有目的”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，应综合考量行为人的履约能力、履约行为、货款去向、事后态度等因素。若行为人积极履约、将资金用于正常生产经营，即使未能完全履约，也不应轻易认定为诈骗。

强调“对于在合同签订、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，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，不得作为刑事案件处理。”这体现了刑法介入经济纠纷的谦抑性原则。

在本案中，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：广州益海作为仓储方，其收取仓储费的行为是正常的经营行为，其员工可能的违规操作，是否能直接等同于单位具有“非法占有”安徽华文巨额货款的故意？其提供仓储服务这一中立行为，是否足以构成刑法意义上的“帮助犯”？

三、核心焦点辨析：单位犯罪、融资性贸易与商业逻辑质疑

1. 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严格区分

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单位犯罪的成立必须基于单位意志，即犯罪行为经单位决策程序批准或默许，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。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中明确指出：“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，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，是单位犯罪。”

广州益海抗辩的核心在于，员工喻平、柳德刚的个人受贿及违规行为，属于个人犯罪，并非单位意志的体现。公司有完善的规章制度，员工行为违背了公司规定，公司本身也是内部腐败的受害者。将个人责任无限上升为单位责任，违反了单位犯罪认定的基本法理。

2. “融资性贸易”的认定与各方角色

本案的背景被广泛认为是典型的 “融资性贸易” 。其本质是以买卖之名，行借贷之实。在这种模式下：

*安徽华文（国企）：是实质上的资金提供方，利用其信用优势，通过代理进口的形式为云南惠嘉垫资。

*云南惠嘉（民企）：是实质上的资金需求方，通过贸易链条获取资金。

*广州益海：是仓储服务提供方，其仓库内的货权凭证被用作融资的质押物或增信工具。

这就回应了网络上“不合商业逻辑”的猜测：为什么广州益海要“倒一手”向云南惠嘉买货，而不直接找一级进口商安徽华文？

因为在融资性贸易的闭环设计中，货物（货权）的流转路径是为实现资金流动而预先设定的。广州益海的“采购”行为，很可能是整个资金循环中的一个环节，目的在于帮助云南惠嘉实现销售回款，其本身可能只是一个被动的“通道”。这种形式上的“不合理”，恰恰揭示了交易的本质是融资而非真实贸易。

3. “融资性贸易”对本案的定性影响

一旦交易被定性为融资性贸易，其核心法律关系就更接近于企业间借贷。由此产生的纠纷，应首先审视借贷合同和担保措施的效力。安徽华文的损失，主要源于其对云南惠嘉的信用风险判断失误以及内部失控。这本质上更应是一个民事纠纷（合同纠纷、侵权纠纷）。刑事手段的强行介入，涉嫌将本应由民事法律调整的市场风险转化为刑事犯罪，这与最高法的司法政策精神相悖。

四、司法政策与市场秩序的平衡：最高法的三令五申

近年来，最高人民法院为保护民营经济、稳定市场预期，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司法文件：

法发〔2016〕27号文：要求“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”，“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”。

法〔2018〕1号通知：强调“对企业家在生产、经营、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，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，不得以犯罪论处。”

这些政策的核心是对公权力的约束和对市场规律的尊重。司法实践必须警惕“地方保护主义”和“以刑事手段实现民事追偿”的倾向，避免让刑法成为个别企业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。特别是在涉及国企与民企的交易中，更应坚持同等保护原则，不能因一方是国企，就在司法认定上有所倾斜。

结语：

金龙鱼子公司案件的一审判决，在法律专业层面引发了深度思考。二审法院如何认定单位犯罪构成、主观故意以及融资性贸易的性质，将不仅决定一家企业的命运，更将成为衡量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的试金石。我们期待司法机关能够精准把握合同诈骗罪的边界，严格贯彻最高法的司法政策，作出一个经得起法律、商业逻辑和历史检验的判决，真正实现“让审理者裁判、由裁判者负责”，为各类所有制企业营造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环境。

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视为正式法律意见。）

叶惠娟丨律师